徐州翻译公司关于翻译理论现状与发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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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4-10 13:10:52
在过去三十多年，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言学、对比文学、文化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被运用于翻译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新译论拓展了我们的视野，而且对翻译现象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例如，描写翻译学，创造性叛逆理论等都有助于我们从更深层次理解林纾、庞德译文不忠实的历史文化原因。又如Venuti[1]的文化帝国主义理论使我们能跳出语言层次的直、意译，从文化的角度来审视异化与归化。可以说不少新译论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望远镜与北极星的宏观引导作用。但我们也应清醒地认识到各种新译论所起的作用仍十分有限，如过分渲染，不但经不起实践的检验，也经不起后人的评价，有必要认真探讨目前存在的问题和今后的发展方向。
1.2 当前宏观译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 各种不同译论可用于解释同一现象
王东风[2]以其敏锐的目光率先指出：对于译家有意无意背叛原文这一现象，描写理论、多元系统论、规范论、操纵论、改写论、后殖民理论、目的论等不同理论均可予以解释，尽管分析角度各有不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能从反面说明当前理论存在的问题。
例1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译1：他要借着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译2：他本要借你去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
方平（[3：序]）认为，朱译体现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在中国男女幽会中，“羞羞答答的大家闺秀，只宜半推半就，哪能无所忌讳地说出‘登上我的床'呢，于国情不合。” “前辈翻译家悄悄地把‘床'改为得体得多的‘相思'。在‘有意识的叛逆'后面，性忌讳、性压抑的民族心理积淀，无意识地充分流露出来了”。如果我们不依托译介学（medio-trans latology），使用其他理论也可解释以上翻译现象。例如，我们可说，根据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的原理，译者不忠实于原文的原因是为了符合目的语的规范，以求目的语文化的可接受性；我们也可以说，译者有权操纵（manipulate）原文，有权改写（rewrite）。由于译文具有一定的社会目的，译文变形符合Vermeer[4]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换言之，译文是倾向于目的语文化的（target culture oriented）。我们似乎也能从Lefevere 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patronage, poetics and ideology）三因素来推断朱生豪为何如此译：可能是为了满足出版商的要求，也可能想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诗学价值，也可能是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如果我们对原文进行文化解构（deconstruct），让原文作者隐形（invisibility），让译者显身（visibility），就不难理解朱生豪的良苦用心了。毕竟， 译者可以体现其主体性（subjectivity）。解释学或阐释学（hermeneutics）
也完全可以大显身手来解读朱生豪的生花妙笔：尽管过去的中国贫穷落后，朱生豪仍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视为中心文化，从而对英文原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文化性的误读（misreading）。我们还可说朱生豪排斥了阻抗式译法（resistant translation），将西方文化归化（domesticate）成了中华文化。或许食人主义（cannibalism）同样具有解释力：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吞食原文、创造新作的过程。如果西方理论具有一定解释力，那么中国理论也未必落后。许渊冲先生的“优势竞赛论”也可用于分析说明以上翻译现象：译者可发挥汉语的优势，与原文展开竞赛，超越原文。如果多种理论都可用来解释同一翻译现象，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究竟哪种理论是真正具有特色不可或缺的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当前的译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初级阶段，至少尚须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种理论的不同启动机制，尚须对各种理论解释力的强弱进行比较。
1.2.2 在理论的应用与解释上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上节分析，归化式的朱译是有其道理的。但人们也可说其没有道理。孙致礼[5]从归化、异化角度也对译例1 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认为朱译不妥：“原文所表达的本是热恋中的西欧少女渴望与已秘密举行过婚礼的情人，在肉体上也和谐地结为一体，以完成灵与肉的爱，却被朱译改换成精神中的‘相思'，与原作的意境相距有多远！”两种译论究竟何对何错或何优何劣？林克难[6]说得十分干脆：描述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理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是多么的‘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事实上，读者群中势必有一些人推崇归化译文，另一些人偏爱异化译文，因而两种译文都有生存的权力，都有其支持者。如果我们改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来分析译例1 ， 或许可将朱译归于交际型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将方译归于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但同样会产生部分人支持交际翻译、部分人支持语义翻译的尴尬局面，也即Newmark 理论的解释力不够强大，不够精确。现在许多人都认为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是倾向于归化的。其实Nida 并未把话讲死，如我们强调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中的natural 就是归化；强调closest 就是异化；如倡导两者结合就是张培基所说的“忠实”加“通顺”，甚至可约等于严复的“信达雅”。人们可能会使用“读者同等反应论”来支持语义和形式都与原文比较匹配的翻译；但我也完全可使用此论来支持朱译：西方人性开放，看到bed 等词可能司空见惯，反应并不强烈；而朱译的“相思”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也不至于引起过多联想，唤起过强反应，也即在译文读者中产生了类似的反应。
1.2.3 所有译论都难以解释绝大多数翻译现象
翻译中的绝大部分句子，如“这间屋里有很多人”，“明天我要上公园去”，“这桌子只有三条腿”等，似乎不需要什么翻译理论，毋须引入归化、异化等术语。而真的遇到文化气息较重的成语，归化、异化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例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译成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without rice，人们势必认为这是异化译法。如译成One can't make brick without straw属何译法？当然应定为归化译法。如再出现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又算是什么译法呢？如也归属于归化译法，也即同一归化法可生成出多种不同的译文，则说明归化理论不够细化，缺乏精确性和应用性。如说这第三种译文界于归化与异化之间，也即增添了一个分析层次，那就说明当前的归化、异化理论不够全面，缺乏强大的解释力。《中国翻译》在2002、2003 年发表了多篇论文，专题讨论归化、异化，应该说代表了中国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但也很难用以解释以上翻译现象。事实上， 当前不少译论仍停留在简单二项对立（dichotomy）的水平上，难以对复杂的翻译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
1.2.4 过多的重复研究
四年前，王东风[7]宣告了严复的“信达雅”
“在中国译学界长达一百年的影响的结束”，再次吹响了纯理论研究的进军号，打破了90 年代的“沉寂期”。同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近四年来确实涌现了大量著述，介绍、研究、运用西方译学的体系和术语，但似乎实质性进展不大。近四年发表论文的内容在王、谢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可见到踪迹，如多元系统、三大因素、阻抗式翻译、规范论、历史描写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目的论、阐释学、创造性叛逆，翻译主体意识等。所举的实例也很有限，因而难免出现过多重复。例如，以《迦因小传》中未婚先孕为例的阐述我已见到至少三次（谢天振[3]；杨柳[8]；王东风[9]。有关牛奶路、东风与西风，英国夏日，“怡红院”的归化异化译法，《飘》的人名、地名中国化的讨论也见过很多次了。郭建中[10]以“天有不测风云”、“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才子佳人”、“风月笔墨”、“芴满床”、“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的杨宪益译文Hawkes译文的对照来阐述归化与异化。许建平等[11]照搬了这六个例子，刘艳丽等[12]又紧接着引用了“才子佳人”、“风月”这两例。
过多的重复使人担心“文化转向”的理论研究是否已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势头，是否已过了鼎盛时期，其辉煌时期的跨度是否会超过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
2. 翻译理论的地位及发展
尽管当前的主流译论有各种重大缺陷，它们仍然堪称译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与统治了中国译界一个世纪的“信达雅”相比，近三十多年的语言学译论与文化文学译论毫不逊色，至少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引导我们从语言学、认知、文化、历史、读者视角、目的语文化诸方面进行多维思考。回顾人类几千年历史，或许最近几十年是翻译理论最为辉煌的时期。译界有责任、有理由关心、爱护、研究新译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但为了确保其在健康轨道上发展，批评建议必不可少，有些基本问题尚须进一步澄清。
2.1 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三层关系
目前译界十分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人们通常仅在讨论宏观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微观翻译技巧明显受到冷落，其地位也不甚明确。如直截了当地问翻译技巧是理论还是实践，多数人会回答说是理论，是应用理论，但不少人在潜意识中将技巧归于实践范畴，并不时在言辞中流露出这种分类。王大伟[13]发现，在《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1 期有关理论实践关系的讨论中，郭建中、王宏印等专家都有将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合二为一的倾向，如“翻译技巧须上升为理论”， 把翻译实践和翻译技巧都归属于“实践层面”等。这种混淆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少学者偏重研究纯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而对至关重要的翻译技巧研究较少，因而也就谈不上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相结合的研究。鉴于当前译界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摈弃翻译理论实践两分法，明确区分出宏观理论、微观技巧、语言实践能这三层关系。这三者似乎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关系：宏观理论代表最高水平，能起宏观指导作用，但作用较小；处于中层的微观技巧涉及面较广，能解释较多的具体现象；语言实践能力处于最低水平，但却是翻译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现以笔者自己为例来说明语言能力的重要性。笔者虽已研究过各种理论，包括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三美论”、“超导论”等，但仍不能像许那样译唐诗宋词，因为自己语言功底不行。再以前面译例2 中的Even a clever housewife 为例，可将其改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这不是归化、异化层面的分析可解决的问题，而是语言问题。
甚至一流异化理论专家也可能在批评别人错译时强调“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实践水平，那他的理论研究只能是盲人骑瞎马”。[14]例3. Elton was the very person fixed by Emma for driving the young man out of Harriet's head.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palpably desirable, natural, and probable for her to have much merit in planning. 爱玛认定，哈丽特只有看上别的人，才会忘记马丁先生，而最合适的人就是埃尔顿先生。她觉得这两人是难得的一对，一定合天意，顺天理，她从中撮合必然成功。（张经浩译：《爱玛》）
该异化专家认为，“这句译文中包含着一个严重的缺陷：译者由于忽视了后半句too … t o …这个结构，又误解了merit 的意义，因而把本该理解为‘她觉得这两人十分般配，只是显然太称心如意，太合乎常情，太容易撮合了，她策划好了也未必有多大功劳'的一句话，”草率地处理成了上译。
该异化专家认为别人对英语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实他自己的理解是错的。“too…to …”是否定意义的结构，但“only too … t o …”是肯定意义的结构， 如I'm only too glad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笔者咨询了一位加拿大籍教师，他也认为例3 是积极的意义。这位异化专家所犯的错误不是历史文化误读，而是语言误读。
如果英语功底不行，有时翻译一句很简单的汉语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如何将“李白诗二首英译”
（《中国翻译》2003 (4)） 七个字译成英文？试看以下几种译文：①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 Two Poems （p.94）. ②English Translation of Two Poems by Li Bai (Li Bai's Two Poems/Two Li Bai Poems).③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④ English Translation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⑤ Two Li Bai's Poem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译文①的意思似乎是李白用英文译了两首汉诗，错。译文②中的Translation 是抽象名词，通常不指具体的译作，可能是指对翻译的研究，因此可能与译文③相似。译文③中如使用 the，则显得十分高傲，似乎只有我才能对李白诗歌英译进行全面研究。译文④、⑤均为正确英文。目前尚无翻译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如何避免错误译文，给出正确译文，我们最需要的无疑是语言基本功。
语言功底在翻译中确实至关重要，但它不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范畴是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其中后者比前者涉及面更广，更具应用价值。目前的各种宏观译论只能起到宏观启示作用，而且不同的人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而翻译技巧有时能提示出比较刚性的客观规律[15]。还有不少翻译技巧虽然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指导实践，但仍有较强的启示、示范功能。
1.2 当前宏观译论存在的主要问题
1.2.1 各种不同译论可用于解释同一现象
王东风[2]以其敏锐的目光率先指出：对于译家有意无意背叛原文这一现象，描写理论、多元系统论、规范论、操纵论、改写论、后殖民理论、目的论等不同理论均可予以解释，尽管分析角度各有不同。笔者认为这一观点也能从反面说明当前理论存在的问题。
例1 He made you for a highway to my bed; But I, a maid, die maiden-widowed.译1：他要借着你[软梯]做牵引相思的桥梁，可是我却要做一个独守空闺的怨女而死去。（朱生豪）
译2：他本要借你去做捷径，登上我的床；
可怜我这处女，活守寡，到死是处女。（方平）
方平（[3：序]）认为，朱译体现了“创造性叛逆”（creative treason），在中国男女幽会中，“羞羞答答的大家闺秀，只宜半推半就，哪能无所忌讳地说出‘登上我的床'呢，于国情不合。” “前辈翻译家悄悄地把‘床'改为得体得多的‘相思'。在‘有意识的叛逆'后面，性忌讳、性压抑的民族心理积淀，无意识地充分流露出来了”。如果我们不依托译介学（medio-trans latology），使用其他理论也可解释以上翻译现象。例如，我们可说，根据描写翻译学（descriptive translation）的原理，译者不忠实于原文的原因是为了符合目的语的规范，以求目的语文化的可接受性；我们也可以说，译者有权操纵（manipulate）原文，有权改写（rewrite）。由于译文具有一定的社会目的，译文变形符合Vermeer[4]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换言之，译文是倾向于目的语文化的（target culture oriented）。我们似乎也能从Lefevere 的赞助人、诗学、意识形态（patronage, poetics and ideology）三因素来推断朱生豪为何如此译：可能是为了满足出版商的要求，也可能想用中国古典式的含蓄美来提高译文的诗学价值，也可能是社会主流意识难以接受过于直率的译文。如果我们对原文进行文化解构（deconstruct），让原文作者隐形（invisibility），让译者显身（visibility），就不难理解朱生豪的良苦用心了。毕竟， 译者可以体现其主体性（subjectivity）。解释学或阐释学（hermeneutics）
也完全可以大显身手来解读朱生豪的生花妙笔：尽管过去的中国贫穷落后，朱生豪仍将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视为中心文化，从而对英文原作进行了历史性的、文化性的误读（misreading）。我们还可说朱生豪排斥了阻抗式译法（resistant translation），将西方文化归化（domesticate）成了中华文化。或许食人主义（cannibalism）同样具有解释力：翻译的过程就是译者吞食原文、创造新作的过程。如果西方理论具有一定解释力，那么中国理论也未必落后。许渊冲先生的“优势竞赛论”也可用于分析说明以上翻译现象：译者可发挥汉语的优势，与原文展开竞赛，超越原文。如果多种理论都可用来解释同一翻译现象，读者可能会感到困惑，究竟哪种理论是真正具有特色不可或缺的呢？如果不能回答这一问题就意味着当前的译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初级阶段，至少尚须进一步深入探讨各种理论的不同启动机制，尚须对各种理论解释力的强弱进行比较。
1.2.2 在理论的应用与解释上存在很大争议
根据上节分析，归化式的朱译是有其道理的。但人们也可说其没有道理。孙致礼[5]从归化、异化角度也对译例1 进行了剖析，并得出了相反的结果，认为朱译不妥：“原文所表达的本是热恋中的西欧少女渴望与已秘密举行过婚礼的情人，在肉体上也和谐地结为一体，以完成灵与肉的爱，却被朱译改换成精神中的‘相思'，与原作的意境相距有多远！”两种译论究竟何对何错或何优何劣？林克难[6]说得十分干脆：描述翻译理论“根本不关心直译意译”，“它十分宽容，只要你说得出理由，也不管这种理由以传统的眼光看是多么的‘荒唐'，某个文本就可以被认为是翻译”。事实上，读者群中势必有一些人推崇归化译文，另一些人偏爱异化译文，因而两种译文都有生存的权力，都有其支持者。如果我们改用以语言学为基础的翻译理论来分析译例1 ， 或许可将朱译归于交际型翻译（communicative translation），将方译归于语义型翻译（semantic translation），但同样会产生部分人支持交际翻译、部分人支持语义翻译的尴尬局面，也即Newmark 理论的解释力不够强大，不够精确。现在许多人都认为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是倾向于归化的。其实Nida 并未把话讲死，如我们强调closest natural equivalence 中的natural 就是归化；强调closest 就是异化；如倡导两者结合就是张培基所说的“忠实”加“通顺”，甚至可约等于严复的“信达雅”。人们可能会使用“读者同等反应论”来支持语义和形式都与原文比较匹配的翻译；但我也完全可使用此论来支持朱译：西方人性开放，看到bed 等词可能司空见惯，反应并不强烈；而朱译的“相思”在中国的文人墨客中也不至于引起过多联想，唤起过强反应，也即在译文读者中产生了类似的反应。
1.2.3 所有译论都难以解释绝大多数翻译现象
翻译中的绝大部分句子，如“这间屋里有很多人”，“明天我要上公园去”，“这桌子只有三条腿”等，似乎不需要什么翻译理论，毋须引入归化、异化等术语。而真的遇到文化气息较重的成语，归化、异化还不一定能解决问题。
例2.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如译成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without rice，人们势必认为这是异化译法。如译成One can't make brick without straw属何译法？当然应定为归化译法。如再出现Even a clever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又算是什么译法呢？如也归属于归化译法，也即同一归化法可生成出多种不同的译文，则说明归化理论不够细化，缺乏精确性和应用性。如说这第三种译文界于归化与异化之间，也即增添了一个分析层次，那就说明当前的归化、异化理论不够全面，缺乏强大的解释力。《中国翻译》在2002、2003 年发表了多篇论文，专题讨论归化、异化，应该说代表了中国理论界的最新研究成果，但也很难用以解释以上翻译现象。事实上， 当前不少译论仍停留在简单二项对立（dichotomy）的水平上，难以对复杂的翻译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细致的讨论。
1.2.4 过多的重复研究
四年前，王东风[7]宣告了严复的“信达雅”
“在中国译学界长达一百年的影响的结束”，再次吹响了纯理论研究的进军号，打破了90 年代的“沉寂期”。同年谢天振出版了《译介学》一书。近四年来确实涌现了大量著述，介绍、研究、运用西方译学的体系和术语，但似乎实质性进展不大。近四年发表论文的内容在王、谢的论著中基本上都可见到踪迹，如多元系统、三大因素、阻抗式翻译、规范论、历史描写主义、文化帝国主义、目的论、阐释学、创造性叛逆，翻译主体意识等。所举的实例也很有限，因而难免出现过多重复。例如，以《迦因小传》中未婚先孕为例的阐述我已见到至少三次（谢天振[3]；杨柳[8]；王东风[9]。有关牛奶路、东风与西风，英国夏日，“怡红院”的归化异化译法，《飘》的人名、地名中国化的讨论也见过很多次了。郭建中[10]以“天有不测风云”、“癞蛤蟆想天鹅肉吃”、“才子佳人”、“风月笔墨”、“芴满床”、“情人眼里出西施”等的杨宪益译文Hawkes译文的对照来阐述归化与异化。许建平等[11]照搬了这六个例子，刘艳丽等[12]又紧接着引用了“才子佳人”、“风月”这两例。
过多的重复使人担心“文化转向”的理论研究是否已失去了推陈出新的势头，是否已过了鼎盛时期，其辉煌时期的跨度是否会超过Nida 的功能对等理论？
2. 翻译理论的地位及发展
尽管当前的主流译论有各种重大缺陷，它们仍然堪称译界的宝贵精神财富。与统治了中国译界一个世纪的“信达雅”相比，近三十多年的语言学译论与文化文学译论毫不逊色，至少拓展了我们的视野，引导我们从语言学、认知、文化、历史、读者视角、目的语文化诸方面进行多维思考。回顾人类几千年历史，或许最近几十年是翻译理论最为辉煌的时期。译界有责任、有理由关心、爱护、研究新译论，促进其进一步发展。但为了确保其在健康轨道上发展，批评建议必不可少，有些基本问题尚须进一步澄清。
2.1 翻译理论与实践中的三层关系
目前译界十分关注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但人们通常仅在讨论宏观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微观翻译技巧明显受到冷落，其地位也不甚明确。如直截了当地问翻译技巧是理论还是实践，多数人会回答说是理论，是应用理论，但不少人在潜意识中将技巧归于实践范畴，并不时在言辞中流露出这种分类。王大伟[13]发现，在《上海科技翻译》2003年第1 期有关理论实践关系的讨论中，郭建中、王宏印等专家都有将翻译技巧与翻译实践合二为一的倾向，如“翻译技巧须上升为理论”， 把翻译实践和翻译技巧都归属于“实践层面”等。这种混淆的一个结果就是不少学者偏重研究纯理论与翻译实践的关系，而对至关重要的翻译技巧研究较少，因而也就谈不上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相结合的研究。鉴于当前译界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有必要摈弃翻译理论实践两分法，明确区分出宏观理论、微观技巧、语言实践能这三层关系。这三者似乎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关系：宏观理论代表最高水平，能起宏观指导作用，但作用较小；处于中层的微观技巧涉及面较广，能解释较多的具体现象；语言实践能力处于最低水平，但却是翻译中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
现以笔者自己为例来说明语言能力的重要性。笔者虽已研究过各种理论，包括许渊冲的“优势竞赛论”、“三美论”、“超导论”等，但仍不能像许那样译唐诗宋词，因为自己语言功底不行。再以前面译例2 中的Even a clever housewife 为例，可将其改成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这不是归化、异化层面的分析可解决的问题，而是语言问题。
甚至一流异化理论专家也可能在批评别人错译时强调“如果不具备一定的实践水平，那他的理论研究只能是盲人骑瞎马”。[14]例3. Elton was the very person fixed by Emma for driving the young man out of Harriet's head.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an excellent match; and only too palpably desirable, natural, and probable for her to have much merit in planning. 爱玛认定，哈丽特只有看上别的人，才会忘记马丁先生，而最合适的人就是埃尔顿先生。她觉得这两人是难得的一对，一定合天意，顺天理，她从中撮合必然成功。（张经浩译：《爱玛》）
该异化专家认为，“这句译文中包含着一个严重的缺陷：译者由于忽视了后半句too … t o …这个结构，又误解了merit 的意义，因而把本该理解为‘她觉得这两人十分般配，只是显然太称心如意，太合乎常情，太容易撮合了，她策划好了也未必有多大功劳'的一句话，”草率地处理成了上译。
该异化专家认为别人对英语的理解是错误的，其实他自己的理解是错的。“too…to …”是否定意义的结构，但“only too … t o …”是肯定意义的结构， 如I'm only too glad to accept your invitation。笔者咨询了一位加拿大籍教师，他也认为例3 是积极的意义。这位异化专家所犯的错误不是历史文化误读，而是语言误读。
如果英语功底不行，有时翻译一句很简单的汉语也会遇到各种困难。如何将“李白诗二首英译”
（《中国翻译》2003 (4)） 七个字译成英文？试看以下几种译文：①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 Two Poems （p.94）. ②English Translation of Two Poems by Li Bai (Li Bai's Two Poems/Two Li Bai Poems).③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④ English Translations (An English Translation) of Li Bai's Two Poems. ⑤ Two Li Bai's Poem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译文①的意思似乎是李白用英文译了两首汉诗，错。译文②中的Translation 是抽象名词，通常不指具体的译作，可能是指对翻译的研究，因此可能与译文③相似。译文③中如使用 the，则显得十分高傲，似乎只有我才能对李白诗歌英译进行全面研究。译文④、⑤均为正确英文。目前尚无翻译理论能够指导我们如何避免错误译文，给出正确译文，我们最需要的无疑是语言基本功。
语言功底在翻译中确实至关重要，但它不是翻译研究的主要对象，翻译理论工作者的主要研究范畴是宏观理论与微观技巧。其中后者比前者涉及面更广，更具应用价值。目前的各种宏观译论只能起到宏观启示作用，而且不同的人还可能有不同的理解与解释。而翻译技巧有时能提示出比较刚性的客观规律[15]。还有不少翻译技巧虽然不能像数学公式那样指导实践，但仍有较强的启示、示范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