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翻译公司分析权力话语对翻译作品及翻译文本选择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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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10-4-10 13:15:12
一、引言
翻译很早即有，为求翻译之卓越，哲学家、言学家和翻译家们提出了很多理论，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卡特福德（J . Catford） 的“语篇等值”，纽马克（ P. Newmark）的“文本中心论”等，这些大都是以原作为中心，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的契合，以求好的译文。以上这些理论从本质上说大都局限于原文文本，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效果。但是，翻译绝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在目的语文化的权力操控下，对原文文本的再创造过程。Michel Foucault（米歇尔•福柯） 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 theory of power & discourse）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发生了转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将运用权力话语理论分析权力话语对翻译作品及其文本选择的影响，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翻译。
二、权力话语理论回顾
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他指出,“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有形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宗教等无形的权力交织成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的网络。福柯说：“我认为，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杜小真,2003：27-28）。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它支配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人们平时就生活在这个网络之中，久而久之已经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也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所有权力的运作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相反，任何权力的背后都存在着潜规则。所谓潜规则，顾名思义，即不是写在纸上明文规定的，但又要严格遵守的规则。法国文学家和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晚年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语言法西斯”的概念，他的语言学理论从“语言乌托邦”到“语言法西斯”的转向，就是由于看到了“权力”对语言的根本性支配力。
三、翻译与权力话语
如果说哲学解释学的对话理论揭示的是翻译活动的人文性，那么权力话语理论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揭示的是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及其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再现过程，自然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
（一）、翻译的女性色彩及其根源
翻译具有女性气质，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翻译领域，存在着许多关于译作和原作的性别隐喻，而翻译的女性气质已经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原作被比喻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作则往往被比喻为低下、孱弱、派生的女性。
John Florio在翻译完蒙田的作品之后总结道，所有的翻译作品，因其缺陷，所以必为女性。还有法国作家吉尔•梅纳日所称的“不忠的美人”说。贝尔特朗则附和道:“翻译好比女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由此可见，翻译与女性总是共存的。这种对女性和译作的双重歧视根源在于翻译和女性两种文化结构在权力差异上的相似性：女性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次要的、被动的等等。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里。也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男权的影响，从而使得翻译作品天生便具有一种女性的气质。换句话说，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受到权力话语影响和支配的过程。比如用handsome描述女子时候，仍是“漂亮的、清秀的”；而用修饰女性的词语修饰男性时，本来的褒义词语却变成了贬义，被认为“男人带有女性特征”，是对男性的一种侮辱,如beautiful，在描述男子时，暗含“女里女气的”的意思。
（二）、权力话语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前面我们讲到，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再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那么，权力主力话语对于翻译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看权力话语对于翻译的影响。
1、权力话语对译文的影响
文学作为语言最强烈的表达，尤其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父权政治的权力话语。而文学作品的翻译理所当然的要体现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权力话语，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译者（无论男女）本身所处的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翻译他人作品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用男性的标准来衡量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例如在WilliamThackery 的小说Vanity Fair （《名利场》） 一书中，作者描绘女子学校校长巴巴拉•平克顿给其学生写的推荐信时是这样写的:
…yet，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life, whois really deserving of all the praises the stone- cutter carves overhis bones;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husband; who actually does le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rn hislosses1（2001:4）
杨必先生把这一段翻译为:……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的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他们家里的人也真的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许多人对于good一词的翻译盛赞不已。我们且不说杨必先生的翻译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我们认为她把“a good wife”翻译成“贤良的妻子”，从一定角度上反映的是中国男性社会对女性在妻子角色上的一种定位，提出的对妻子的要求是“贤良”。译者本身受到了她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制约，其虽然也是女性,但是对女性乃至自身的定位仍然停留在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上。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现在来看，也许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译法,“出色的丈夫，可敬的父母，优秀的妻子，孝顺的子女”，或者干脆直接翻译成“好丈夫，好父母，好妻子，好子女”，因为不同时代对于父母、妻子、丈夫和子女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好”本身就是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把“good”直接译为“好”既忠实反映了原文的意思，又兼顾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因此，我们说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多数情况下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受制于当时社会、文化的权力话语的。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告诉人们：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透明，文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而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2、权力话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及译作完整性的影响
唐三藏取西经的故事，实质上就是他翻译经书并引进中国的过程。他翻译梵文经典，使佛学日益昌盛于中国，因此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之一。玄奘法师长于唐朝，而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疆域，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政治。虽然唐三藏是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西去取经，但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春，他自印度留学回到中国，满载而归地返抵长安时受到朝野的隆重欢迎，唐太宗更是要赐予他官位。为什么前后差异那么大呢？我想应该是权力话语在起作用，用佛家思想来巩固大唐的统治，威慑四海，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可以说，像玄奘这样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的权力话语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建国以后，我们大量翻译当时的苏联文学作品，而对英美国家的众多语言学作品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很少有人敢于问津。这一现象也有力地证明了权力话语对于翻译文本选择的重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翻译。与此相似的是，在清朝末年，出于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被译成中文，这也是权力话语在文本选择有重要影响的又一集中体现。
翻译很早即有，为求翻译之卓越，哲学家、言学家和翻译家们提出了很多理论，比如严复的“信、达、雅”，傅雷的“传神”论,钱钟书的“化境”说，卡特福德（J . Catford） 的“语篇等值”，纽马克（ P. Newmark）的“文本中心论”等，这些大都是以原作为中心，追求译作与原作全方位的契合，以求好的译文。以上这些理论从本质上说大都局限于原文文本，追求译文与原文的等值效果。但是，翻译绝不是纯粹的文本之间的信息转换，而是在目的语文化的权力操控下，对原文文本的再创造过程。Michel Foucault（米歇尔•福柯） 提出的“权力话语”理论（ theory of power & discourse）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使以原文文本为中心的翻译观发生了转变，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和研究方法。因此，本文将运用权力话语理论分析权力话语对翻译作品及其文本选择的影响，试图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审视翻译。
二、权力话语理论回顾
权力话语理论是法国哲学家和思想家Michel Foucault提出来的。他指出,“权力”是指一切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支配力和控制力的东西。国家政权、军队机构、法律条文等有形的权力和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习俗以及宗教等无形的权力交织成一个动态的权力关系的网络。福柯说：“我认为，权力应当作为流动的东西，或作为只在链条上才能运转的东西加以分析。权力从未确定位置，它从不在某些人手中，从不像财产或财富那样被据为己有。权力运转着，权力以网络的形式运作……”（杜小真,2003：27-28）。任何人都不能独立于这个网络而存在。它支配着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人们平时就生活在这个网络之中，久而久之已经觉察不到它的存在。也正如福柯所说的那样，所有权力的运作并不都是光明正大，相反，任何权力的背后都存在着潜规则。所谓潜规则，顾名思义，即不是写在纸上明文规定的，但又要严格遵守的规则。法国文学家和结构主义大师罗兰•巴特晚年提出了惊世骇俗的“语言法西斯”的概念，他的语言学理论从“语言乌托邦”到“语言法西斯”的转向，就是由于看到了“权力”对语言的根本性支配力。
三、翻译与权力话语
如果说哲学解释学的对话理论揭示的是翻译活动的人文性，那么权力话语理论则为翻译研究提供了宏观视角，揭示的是翻译活动的社会性，背后的操控因素及其在文化建构中的重大作用。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再现过程，自然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
（一）、翻译的女性色彩及其根源
翻译具有女性气质，这种看法由来已久。在翻译领域，存在着许多关于译作和原作的性别隐喻，而翻译的女性气质已经成为一个经久不衰的历史隐喻：原作被比喻为等级上的权威和强壮的男性；译作则往往被比喻为低下、孱弱、派生的女性。
John Florio在翻译完蒙田的作品之后总结道，所有的翻译作品，因其缺陷，所以必为女性。还有法国作家吉尔•梅纳日所称的“不忠的美人”说。贝尔特朗则附和道:“翻译好比女人，美丽的不忠实，忠实的不美丽。”由此可见，翻译与女性总是共存的。这种对女性和译作的双重歧视根源在于翻译和女性两种文化结构在权力差异上的相似性：女性是派生的、第二性的、次要的、被动的等等。不论我们是否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们事实上是生活在一个男权社会里。也因此，我们在翻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男权的影响，从而使得翻译作品天生便具有一种女性的气质。换句话说，翻译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受到权力话语影响和支配的过程。比如用handsome描述女子时候，仍是“漂亮的、清秀的”；而用修饰女性的词语修饰男性时，本来的褒义词语却变成了贬义，被认为“男人带有女性特征”，是对男性的一种侮辱,如beautiful，在描述男子时，暗含“女里女气的”的意思。
（二）、权力话语对翻译作品的影响
前面我们讲到，翻译作为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的再现，不可避免地要受到权力话语的影响。那么，权力主力话语对于翻译的影响具体体现在那些方面呢？ 下面我们将从两个方面看权力话语对于翻译的影响。
1、权力话语对译文的影响
文学作为语言最强烈的表达，尤其体现了权力无所不在的统治力量，隐含着父权政治的权力话语。而文学作品的翻译理所当然的要体现原文所处的社会、文化、政治等诸多因素所构成的权力话语，并不可避免地要受到译者（无论男女）本身所处的权力话语体系的影响和制约，他们翻译他人作品时候总是或多或少地用男性的标准来衡量作品中的女性角色，例如在WilliamThackery 的小说Vanity Fair （《名利场》） 一书中，作者描绘女子学校校长巴巴拉•平克顿给其学生写的推荐信时是这样写的:
…yet，as it sometimes happens that a person departs his life, whois really deserving of all the praises the stone- cutter carves overhis bones; who is a good Christian, a good parent, child, wife orhusband; who actually does leave a disconsolate family to morn hislosses1（2001:4）
杨必先生把这一段翻译为:……不过偶然也有几个死人当的起石匠刻在他们朽骨上的好话，真的是虔诚的教徒，慈爱的父母，孝顺的儿女，尽职的丈夫，贤良的妻子，他们家里的人也真的哀思绵绵地追悼他们。许多人对于good一词的翻译盛赞不已。我们且不说杨必先生的翻译是否符合西方标准，我们认为她把“a good wife”翻译成“贤良的妻子”，从一定角度上反映的是中国男性社会对女性在妻子角色上的一种定位，提出的对妻子的要求是“贤良”。译者本身受到了她所处时代的权力话语的制约，其虽然也是女性,但是对女性乃至自身的定位仍然停留在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要求上。如果把这句话放在现在来看，也许可以换成另外一种译法,“出色的丈夫，可敬的父母，优秀的妻子，孝顺的子女”，或者干脆直接翻译成“好丈夫，好父母，好妻子，好子女”，因为不同时代对于父母、妻子、丈夫和子女的要求有所不同，而“好”本身就是个动态的概念，其内涵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把“good”直接译为“好”既忠实反映了原文的意思，又兼顾了原文的语言形式。因此，我们说译者对原文文本的阅读和阐释多数情况下都会受自身意识形态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受制于当时社会、文化的权力话语的。福柯的权力话语理论告诉人们：语言之间不可能完全透明，文化也不可能通过语言这一媒介进行透明的交流。任何文本的翻译，都不可能仅仅停留在语言的层面，而必须考虑其历史、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等诸多因素。
2、权力话语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及译作完整性的影响
唐三藏取西经的故事，实质上就是他翻译经书并引进中国的过程。他翻译梵文经典，使佛学日益昌盛于中国，因此被尊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译经家之一。玄奘法师长于唐朝，而唐朝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广阔的疆域，繁荣的经济和强大的政治。虽然唐三藏是在没有得到允许的情况下西去取经，但是在唐太宗贞观十九年春，他自印度留学回到中国，满载而归地返抵长安时受到朝野的隆重欢迎，唐太宗更是要赐予他官位。为什么前后差异那么大呢？我想应该是权力话语在起作用，用佛家思想来巩固大唐的统治，威慑四海，这才是真正的原因。可以说，像玄奘这样对翻译文本的选择受到译者所处的时代的权力话语影响的例子不胜枚举。建国以后，我们大量翻译当时的苏联文学作品，而对英美国家的众多语言学作品则视之为洪水猛兽，很少有人敢于问津。这一现象也有力地证明了权力话语对于翻译文本选择的重要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选择什么样的文本进行翻译。与此相似的是，在清朝末年，出于洋务运动和救亡图存的需要,大量的西方科技书籍被译成中文，这也是权力话语在文本选择有重要影响的又一集中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