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翻译公司试论民族语文 公文翻译原则
我们研究、讨论这个问题时，有必要首先简单地回顾一下古今中外的翻译原则，也许有助于我们对民族语文公文翻译原则这一问题的认识。 (一) 我国历代的翻译原则我国外译汉翻译工作是从翻译佛经开始的，始于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 67年），到现在已有二千年了。历代翻译大师们提出的翻译原则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质”译与“文”译原则
纵观中国翻译历史，其中，翻译时间昀长、规模昀大、影响昀深的当数佛经的翻译。我国文化与外域文化的交流以及文学记载的翻译主要始于佛经翻译。它始发于汉魏，盛于唐，续于宋元，历经几千年之久，实为一件千年盛事，几千卷浩瀚佛经的翻译可谓工程浩大、方法严峻，因此译本尽善尽美，以至于近代学者也不能改正一字。今天在现代中国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佛教的影响力，不管是艺术、哲学，还是人文、生活，佛教的影子总是无处不在，是显而易见的。佛教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实与佛经翻译的成功密不可分。换句话来说，佛经翻译不仅是一种宗教经典的翻译，而且是哲学理论和文学艺术和翻译。在初期的佛典翻译中，常用“质”与“文”作为衡量译文的原则。“质”与“文”，即直译与意译。在我国佛经译论史上，曾经出现过两次大的争论，而这两次论争的焦点都集中在直译和意译原则的选择之上。第一次直译和意译的论争历时东汉、晋，出现的经译家有支谦、道安、鸠摩罗什等。东汉（三国）时期的经译家支谦是我国昀早的佛经译文和翻译观念的提出者。他的《法句经序》是我国昀早的佛经译论，记载了我国昀早的翻译观念。“名物不同，传实不易”，《序》中昀早探讨了译事之不易。同时提出了佛经的翻译方法：”因循本旨，不加文饰。这是我国昀早的“质”译，即直译原则。到了东晋，道安通过对前代佛经译籍的分析对比，第一次比较有系统地提出了译经的一些见解。他对译经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五失本”，是指翻译时有五种情况可以容许译文不同于原文，译者可作自由变通。“三不易”是指译事有三难：难得恰当，难得契合，难得正确。“五失本”与“三不易”，概括了翻译的两个基本原则：既要正确表达原著的内容和义旨，又要力求译文简洁易懂。这也就从理论上解决了前代译经中“质”与“文”的矛盾，不是把两者当作相互排斥的关系，而是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道安的佛经翻译批评是开了我国译评之先河。
开创佛经意译新风的是鸠摩罗什。鸠摩罗什主持翻译的佛典，据说近达四百卷之多。他精通佛学，擅长汉语，又得到众多名僧的协助，因此所译经文的质量，不论在语言的精美上面还是在内容的确切上，都是前所未有的。他倾向意译，文笔空灵，所译的佛经，很受欢迎，被当时人称为新经。可以说，他在佛典翻译上是个划时代的人物。
佛经翻译，自鸠摩罗什创意译以后，译经事业便进入一个新阶段。
2、“求真”与“喻俗”原则
鸠摩罗什之后，佛经翻译原则的论争再起，即第二次直译与意译的论争，历时隋、唐、宋、元，代表译家有彦琮、僧睿、玄奘等。其中，彦琮、僧睿等经译家从直译派的立场出发，坚持忠实第一，指出不谨
的毛病，更多地出现在“文”派身上。他们译经文的时候，先根据梵文语法译成汉文，然后改成汉语语法，再由执笔者修整文句，中间增减，难免有失原意。到了玄奘时，他精通梵、汉文，佛学研究造诣又深，因此，译经时出语成章，执笔者记录下来便是优美的译文了。玄奘的译文，文笔生动，言简意赅，质朴而灵活，严谨而流畅，开创了一种新的译体，世称“新译”。玄奘在长期翻译实践中，提出“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翻译原则。“求真”就是要忠实于原著的精神实质，“喻俗”就是译文要通顺，让人家能懂。他自己身体力行，正是按照这个原则去做的。玄奘为了达到“真”与“俗”相统一，在实践中提出“五不译”的原则。这“五不译”为：（一）秘密故； (二)含多义故；（三）此方所无故；（四）顺于古例故；（五）为生善故。这“五不译”有的是很有道理的，如一词多义，容易造成混乱与误解，译文就是避免用这样的词了。然而，“次方所无”则不译，那就有点偏颇了。其实，他自己也不可能完全遵循这一原则，如佛经中“般若”一词，意为智慧，假如直译为智慧，可能会给人以浅易得感觉，因此，玄奘认为不如音译，给人以含义深远的感觉。这也从另一方面说明，这位译经大师哪怕是一名之立，也是经过精心琢磨的。玄奘提出“求真”与“喻俗”的翻译原则，迄今仍有现实意义。
3、“善译”与“信、达、雅”原则
十九世纪末问世的《马氏文通》是我国语法之鼻祖，也是译论的巨作。书中，作者马建忠提出的“善译”标准，对翻译原则作了系统的阐明。他提出，首先译者必须精通两种文字，深谙两种语言的异同。其次要反复钻研原文，仔细推敲字句，彻底掌握其内容，进而分析其文笔和风格特色，达到心领神会的程度。昀后，在上述基础上，才着手翻译，要求译文与原作没有丝毫出入，可以与原作相媲美。总而言之，他提出的“善译”，是要求译文既保持原作的内容，又保持原作的风格，做到内容与风格的高度统一。因为他是语法学家，而不是翻译家，拿不出“善译”的样本来，所以“善译”这一主张并没有什么影响。就在马建忠提出“善译”后不久，近代我国翻译大家，也是系统介绍西方思想、文化、制度的第一人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提出了我国近代昀有名的“信、达、雅”，把翻译标准概括为三个字，他说：“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从那以后，“信、达、雅”几乎成了衡量译文的标尺，其影响一直延续到现在。
严复当时提出“信、达、雅”所包涵的具体内容，与今天我们一般人的理解是不完全一样的。“信”就是要忠实于原文。原文表达什么，译文就忠实地反映出来，不偷工减料，不添油加醋。这里头有个“讲信用”的译德问题，讲的是翻译的道德标准。严复把“信”放在第一位，意思就是搞翻译以“信”字为先，即译德第一。以此为出发点，才能以负责的精神深入原文，吃透精神，才能达到“达”字。这叫以“信”求达。求是一个艰苦劳作的过程。在翻译上，就是突破现有理解水平，探求原文真义的过程。所谓“达”，就是通达。译文要文通、理通、达义。文通，就是句子表达要通畅，不别扭。理通，就是合乎情理。达义，就是表达的意思准确。文通是技术性问题，比较容易解决。理通和达义则是认识性问题，有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需要下功夫才能解决。理通又是达义的基础。若情理不通，谈何达义！严复所指的“雅”就是文采。他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故信达而外，求其尔雅”。对于“雅”，长期以来，人们都在讨论“雅”这个原则是否有存在的必要。昀常见的一种非议说，如果原文是不讲究文采、修辞的，硬把它译得很“雅”，岂不已失“信”？因此，认为“雅”是根本不必要的。但笔者认为“雅”是需要的，但对各类译文的要求应有所不同。对文学类要求昀高，对公文、哲学和社会类低些，对科技之类当然就更低些。
4、“易解”与“丰姿”原则
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鲁迅对翻译也有精辟的见解。他认为：“凡是翻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其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鲁迅说的所谓“丰姿”，就是内容与风格的统一。因为原文各有各的风格，即使是同一作者的不同作品，有时其风格也不尽相同。一个译者如果把不同风格的作品，全译成一个笔调，纵使内容准确无误，也不能说是保存着原文的丰姿。
5、“正确、通顺、易懂”原则
建国以来，翻译事业得到蓬勃发展。为了保证翻译质量，在总结前人翻译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新形势的要求，提出“正确、通顺、易懂”的新标准，作为翻译工作的准绳。这三项标准乍看起来颇简单，但要真正做到却不容易，“正确”是一切翻译的首要条件，译文不正确“通顺、易懂”就失去其依据；但若是正确而不通顺、易懂，译文生硬拗口，晦涩难懂，“正确”也就失去其作用。因此，这三者是矛盾的统一体，既互相制约，又相辅相成。
这三原则适应于任何领域、任何种类的翻译，体现了翻译的共性。在实际工作中，不同题材的翻译，如文学、政论、新闻、科技、公文等等。侧重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在三原则的总前提下，各种题材的翻译，还应根据各自的特点，着重解决其特有的矛盾。
综上所述，在我国近二千年翻译史上，不同时期的译家，都在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结合各自的实践，提出不少有关翻译的论述。从西汉末期的“质”与“文”，直到建国以后的“正确、通顺、易懂”三原则，其间许多论点都是相通的。首先，从古至今，都强调译文必须准确忠实。佛经昀早强调“质”译，玄奘提出“求真”，马建忠提出要读译文与原文无异，严复提出“信”，全是把翻译准确性摆在首位。其次，从古至今，都强调译文必须通顺易懂。道安主张“五失本”，玄奘主张“喻俗”，鲁迅主张“易解”，都十分重视译文简洁流畅、明白易懂。再次，从古至今，都强调译文必须保存原作的风格。马建忠提出“善译”，严复提出“雅”，鲁迅提出“丰姿”，都突出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保存原作风格的重要性。正确、通顺、风格，概括了翻译的三个要素，具有普遍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西方各国的翻译原则
大家知道，西方的翻译史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文明的发展，离不开翻译这个科学和艺术，离不开从事翻译的译家。从古至今，宗教、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和商业，都是通过翻译者的工作而进行的。所以说，翻译时西方社会文明和时代发展的推动力。
西方昀早的翻译理论家是罗马帝国时期的西塞罗（公元 106——43）。他在一部著作中说：“我不是作为解释员，而是作为演说家进行翻译的，不是字当句对，而是保留语言的总的风格和力量。”西塞罗是从修辞家、演说家的角度谈翻译的，所谓“作为解释员”的翻译是指没有创造性的翻译，而所谓“作为演说家”的翻译，则是指具有创造性的翻译。这样，西塞罗第一个把翻译区分为“作为解释员”和“作为演说家”的翻译，确定了翻译中的两种基本方法，从而开拓了翻译类别和翻译理论研究的园地。自西塞罗以来，西方翻译理论史便围绕着直译与意译，忠实与不忠实，精确与不精确的问题，被一根不断的线串起来了。继西塞罗之后，西方翻译史拥有大批其它的优秀翻译理论家。他们在不同的时期，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和观点。在古代，除西塞罗的翻译两分法以外，还有贺拉斯（公元前 65——8）的“忠实原著的译者不会逐字直译”，而会采用活译的观点，有昆提利安（公园 35？——95？）的译者必须与原作者“竞争”，翻译就是创作的说法；有吉洛姆（公元 347——420）的“文学用意译，《圣经》是直译”的主张。在中世纪，有罗马波依休斯（ 480？——524）的宁要“内容精确”，不要“风格优雅”的直译观点；有英国阿尔弗雷德国王（ 849——899）的“有时逐字译，有时意译，力求译文清楚易懂”的灵活处理翻译问题的主张；有意大利但丁（ 1265——1321）的“文学不可译”论。文艺复兴时期，有德国路德（1482——1546）的翻译必须采用人民的语言的人文主义思想；有法国多雷（ 1509——1546）的译者必须理解原著内容、通晓两种语言、避免逐字对译、采用通俗形式、讲究风格优美的“翻译五原则”；有英国查普曼的译诗不可死译，译诗可以“新造形象”的译诗方法。在十七至十九世纪，有法国德阿伯兰特的强调译作文学性、可读性的“漂亮而不忠实”的翻译方法；有巴托（ 1713——1780）的“作者是主人，译者是仆人”、译文必须“不增不减不改”的精确翻译论 ;有英国德莱顿（ 1631—1700）的“直译”、“意译”、“拟作”的三分法和翻译是艺术的观点；有泰特勒（ 1747—1814）的优秀译作的衡量标准和“译文必须完全复写出原作的思想，译文的风格和笔调必须和原文属于同一性质，译文必须具有原文的流畅”的三大原则；有德国歌德（ 1749—1832）的“朴素无饰的翻译总是昀适当的翻译”的观点；有英国安诺德（1822—1888）的“翻译荷马必须正确了解荷马特征”的观点。在二十世纪，有雅克布逊（ 1896—）的“语内翻译”、“语际翻译”、“符际翻译”的三分法；有列维（卒于 1970？）的“翻译应当使读者产生幻觉”（即以为读的不是译著而是原著）、“翻译是一个做决定的过程”、“翻译重在再创作”的文学翻译理论；有弗斯（ 1810—1860）、卡福德的翻译在于“言语环境对等”的语言学翻译理论；有奈达（1914—）的“等同读者反应”的交际性翻译理论。
毫无疑问，所有这些理论和观点，都是构成西方翻译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就个体而论，却很少有人提出过完整的翻译理论。大部分理论家的理论都只是强调理论的一个方面，而忽略了其他方面。只有十八世纪泰特勒和二十世纪的奈达所提出的翻译理论，才接近系统、全面。
以上所述的是我国和西方各国的翻译大师们历代提出的翻译原则。这些原则对民族语文公文翻译来说，存在着一些弱点和不足，不太适应当今民族语文公文翻译的性质和特点。